文 | 张卫涛

写下本文的2026年6月24日，距离我开始实习，恰好整整七年。这七年里，我的变化不少：工作地点从重庆到深圳再到北京，工作平台也从天同到了汇仲。但很多事情又没怎么变：我还在做争议解决，身边的小团队、大团队也基本还是那些人。借这次约稿，让我也有机会回头看看：这七年里，究竟是什么在让我一直走下去。我想，大概就是这些人和事。

『同行人的善意』

一直很感激，律所给了我足够的时间成长。

记得刚入职不久，团队接到一个案件。评估后，大家一致认为法律不可行。但出于维护客户关系的考虑，仍需形成一份书面分析意见。这项工作没有那么紧急，我的指导合伙人曹玉龙律师便把它交到了我手上，给了我三天时间起草初稿。当时我很紧张，对照材料做了案件大事记，也进行了案例检索，再模仿高年级律师文书的逻辑和风格，写出了一份看起来还算成型的意见。当然，交给曹律师之前，我也很清楚，这份文件肯定达不到团队出品要求，心里已经做好了被批评的准备。

第一稿交上去后，曹律师只是提了一些大方向的修改意见，让我先自己再想一想。我沿着他设定的逻辑调整了一版，以为这样就差不多了。没想到第二稿交上去后，他又提出了进一步意见。这样来来回回，改了四稿。当时，我觉得自己好幸运，竟然会有合伙人愿意花这么长的时间，为了一个没有任何收入的案件，如此认真地教一个刚入职的实习生改文书。

更让我意外的是，在第四稿交上去后，曹律师打开这份文件，让我站在电脑屏幕旁边，和我逐字逐句地改。每改一处，他都会告诉我原因：哪里存在逻辑断层，哪里表达过于绝对，哪里没有正确提示风险，哪里没有给出解决方案。有些修改，他还会专门说这是他的写作风格，即便改了也不用太在意。

现在回想，这个文件的修改过程对我很重要。它让我第一次真正理解到，法律分析意见不是把观点、法条、案例堆上去，而是要用一种清楚、克制、可信的方式，带着读者走完你的思考过程。脑中所有的权衡、取舍，最后都要借助这份文件呈现出来。也正是从这个文件开始，我对文书写作有了最初的感受。

律所对新人律师的帮助，并不只体现在某一次具体工作里，它会想尽办法帮我们把“什么都不会”的恐惧感一点点拆掉。

比如，当时为了提高大家的案件汇报能力，所里有专门的“青苗计划”。我们这些刚入职的实习生，每天早上上班前要轮流汇报一个典型案例。合伙人、高年级律师会自发地早到办公室，参与点评、指导。那时候每天早上都很紧张，生怕自己把观点讲偏、讲漏了。但也就是这种略带紧张感的培训，让我们那批实习生很快掌握了案件汇报的方法。

当然，对新人来说，比“被指出哪里不对”同样重要的，是有人及时告诉你“你真的还不错”。

实习时，只要有文件写得好、事情做得好，都会被发到群里表扬。合伙人、高年级律师也会在你完成一项工作之后，及时给反馈。我记得那时候得到一点点表扬，都会截图收藏，甚至发给家人，像小学生拿到奖状一样。对当时的我来说，这些正反馈很重要。它让我知道，自己能够把事情做好。

正是这些来自同行人的善意、耐心和期待，一点一点坚定了我做律师的信心。

『抓住成长的机会』

新人律师的成长，肯定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时间，也需要机会。

记得刚拿到录用offer时，我们几个实习生聚在一起，讨论最多的问题就是：什么时候能够主导案件。心里期待的，是有一天可以直接和客户沟通，也可以站到法庭上发言。

我记得年终总结会议时，夏伟律师还专门跟我们讨论过这个问题。具体的表达现在有些模糊了，大意是：你们从法学院毕业，像是带着宝剑准备上战场，但现在这把剑还不够锋利，还需要继续打磨。当时听起来，我还不是特别理解。现在回想，才更能明白其中的含义。

所谓成长，是在一次次具体工作里，慢慢向下扎根。那些初期所做的工作，其实都是基本功：案件大事记，是在帮助我们按照时间逻辑梳理事实；检索案例，是在帮助我们通过类案找到裁判思路；制作图表，是在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法律关系和数据关系。只有这些基础工作做得足够扎实，真正承办案件时，才可能更快进入状态。我们需要等待的，只是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

时间来到2021年。那是一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我有机会直接配合陈耀权律师和曹律师。陈律师是曹律师的“师父”，算起来是我的“师爷”。当时参与这个案件我精神高度紧张，担心自己掉链子。尤其那时，我也很希望自己能尽快成长起来，能为团队多分担一些工作。所以，虽然有陈律师、曹律师兜底，我还是很想尽可能把案件的全部工作承担下来。

当时，法院已经决定启动鉴定程序，本次开庭也是对鉴定材料进行质证。为了准备这次庭审，我对照法院委托的鉴定事项，把我方和对方已经提交过的证据重新梳理了一遍。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我方此前提交的证据还不足以满足鉴定机构的要求。为了集中补充、整理鉴定材料，我那段时间在工程所在地贵阳驻场将近一个月。客户也给了我很大的支持，他们经常会站在工程角度帮我理解事实，耐心地听取我的意见、回答我的问题，并按照我的要求查找资料。证据收集完毕后，经陈律师、曹律师确认，我对此前的证据册进行了重编，形成了一套专门用于鉴定的证据册，方便鉴定机构翻阅。为避免重复质证，我还在鉴定证据册中通过高亮标注区分新证据和已提交证据。

在这个过程中，我好像第一次找到了做律师的感觉。

这种感觉，开始于责任真正落到自己肩上的那一刻。当我知道某一份材料能不能补上、某一个事实能不能说清、某一组证据能不能被法院和鉴定机构理解，都会直接关系到主张能否成立时，我会开始主动思考：现有材料够不够？还缺什么？如果法院、鉴定机构存在疑问，应当如何回应？这些材料按照什么顺序呈现，才更容易支撑我们的主张？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我很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不再只是被动接受安排，而是真的进入了案件。也许，这就是我们当时一直期待的“成长”。

『信任下的重担』

2023年秋天，我们的一个老客户跟曹律师说，西北有个工程项目，希望我去一趟现场看一看。

这个案件表面上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但它的核心问题并不是工程价款数额本身，而是在转包人资信不佳的情况下，如何让真正投入成本的实际施工人最终实现工程款债权。彼时争议尚未真正爆发，客户希望我们提前介入，在风险发生前设计解决方案，尽量把后续的不确定性降下来。

到现场了解案件情况后，我带着案件材料回到了深圳，团队开始一起讨论解决方案。

让我印象很深的是，当曹律师向客户说明方案后，客户只是询问了一些问题，没有太多犹豫，很快按照我们的意见和转包人进行沟通，并根据我们的建议推进协议签署、公证送达等工作。后来，客户还对项目人员提出要求，凡是与业主、转包人有任何交流，或者项目部需要出具任何文件，都要先经过曹律师和我的确认。

这种信任对律师来说，是一种很强的正反馈。客户愿意把一个重要问题交给你，也愿意依据你的判断推动决策。那一刻，我更清楚地意识到，自己说出的每一句话、提出的每一个方案，都可能影响客户的切身利益。这种压力不轻松，但它是向上的。它会让人更想把事实查清楚，把证据找扎实，把方案做细，也会让人提前预判每一个可能出现的风险点。

所谓青年律师的成长，不只是自己能力变强，也包括被客户需要、被客户信任，并开始理解这种信任背后的重量。这种重量会让人紧张，但也会让人更加坚定地走在律师这条路上。

『纯粹且可传承的文化』

去年和曹律师、胡律师一起在云南开庭，有一个场景让我印象很深。

庭审时，双方对于已付款项究竟应当冲抵利息、违约金，还是冲抵运费，产生了很大争议。对方主张，我方付款应当优先冲抵利息及违约金；我们则认为，根据开票及双方对账情况，我方付款数额与本金一致，应当优先冲抵运费。

就在这个焦点反复拉扯时，我突然想到，对方证据里有一份其向我方主张尚欠款项的函件。在那份函件中，对方的计算逻辑便是将已付款均冲抵运费。这说明，对方明知并认可我方付款性质为运费。我立刻翻到那份证据，递给正在发言的胡律师，什么都没有说。胡律师接过证据后，很快向法官作了清晰指引。法官看到后，没有再继续追问这个焦点，最终判决也是支持我方主张。

这个瞬间，并不是什么可以拿来宣传的“大场面”，但我一直记得。因为那一刻，我能很清楚地感受到同频。这种同频，并不是某一次庭审里偶然形成的默契，它来自日常工作中一次次讨论、争执和配合，更来自一种相对纯粹的工作环境。

幸运的是，无论是在老东家还是汇仲，我周围一直是这种纯粹。

工作七年，大多数时候只是因为熬夜而感到身体疲惫，但从没感到心累。大家都是一门心思扑在办案上。合伙人对我们要求的，也只是保证办案质量，对案件负责。在一个相对纯粹的环境里，很多事情会变得简单：观点能不能成立，证据能不能支撑，表达能不能说服，方案能不能解决问题，最终还是回到案件本身。

正是因为这种纯粹，这里也鼓励年轻律师发表自己的观点，鼓励年轻律师接触客户、主导案件。合伙人会给机会，也会对案件最终把关。年轻律师不是只能坐在角落里做记录，也不是只能完成被拆分好的零碎工作，而是会被推到案件里，慢慢学会判断、表达和承担。

更重要的是，这种工作方式、带教方式也会慢慢传递到后来的人身上。

以前曹律师、胡律师和其他前辈怎么带我，后来我遇到更年轻的律师时，也会下意识地用类似的方式对待他们：逐字逐句地帮助他们修改文件；在他们向合伙人汇报前，先帮助他们厘清思路；案件讨论时先听他们怎么想，再一起考虑哪里还不够。总之，能保证托底的，就尽量让他们尝试。这也是我理解的“可传承”，它很具体地发生在一次改稿、一次汇报、一次庭审、一次客户沟通里。一个年轻律师被认真带过，后来也会更愿意认真带别人。

写在最后

如果说这七年有什么幸运，我想不是遇到了某个突然改变人生的机会，而是一直有一群人和我一起面对案件。刚开始，我只是跟在他们身后跑。后来，慢慢能和他们一起讨论、一起判断、一起承担。再后来，也开始有更年轻的律师在我们身后。这大概就是成长。

七年过去，我还在路上，也还愿意继续这样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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