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樊思严

接到组织安排后，我曾长久地苦恼自己究竟能写些什么。几次提笔，最终都停在打开文档，盯着“文化”两个字发呆。但盯得久了，可能是幻觉，也可能是语义饱和带来的陌生感作祟，“文化”的字形开始与它惯常的含义脱钩，以一种陌生的姿态重新呈现在我眼前——那些原本熟悉的撇捺，变成了一个个不同方向的“人”字，以不同的角度排列在一起。就像不同的人，来自不同方向，相遇、交汇、彼此支撑。这种偶然的重构引导着我回忆起五年来与这里每个人之间的故事。索性就借此机会，记下这些略显微不足道的小事吧。

两天或两周

五年前初入团队，接到的第一项任务是个案例检索，带教律师从案件中切出了一个很小、很具体的法律问题，介绍完案件背景后补充说：“我们下下周讨论一下。”我先是一惊，花两周时间研究案例，对于学术研究而言或许不值一提，但在实务工作中，需要同时推进的案件很多，每个案件中的问题更多，案例检索只是庞杂工作中的一小环，在此花费两周时间的成本很高。转念则是窃喜——若团队未来都是这样的工作节奏，那这团队我算是来对了。

但很快我就发现，充裕的时间也有另一面，案例检索是一项永远无法确认自己已经穷尽的工作。当时的裁判文书公开制度尚未充分被优化，每换一次关键词，结果中总会冒出几份此前未曾发现却又与问题密切相关的判决。虽然两三天过去，检索的边际效用就开始递减，新发现的判决越来越少，但我仍压不住心里的担忧，总觉得下次新冒出的判决中有我没见过的裁判思路。两周期满，如果说两天足以找到一个可用的答案，那两周的检索则让我们基本摸清了同类案件主要的裁判思路，于我个人，也在民法大厦中一个抽屉大小的角落里积累了足够的知识与底气。

两天可以但最好是两周，这是我对团队近乎执拗的工作态度的初印象。后来，从实习生到正式员工，从辅庭律师到主办律师，我的工作内容不断变化，但团队的这种工作模式深刻影响并逐渐进入我的工作习惯。我们仍在坚持做许多看起来不直接产生收益、不一定带来信息增量，甚至连客户都未必能够注意到的工作：新程序启动后，申请调阅前一程序的卷宗，即便原审也是由自己代理，也尽量减少诉讼中可能有的信息盲区；穷尽公开信息以还原案件事实，即便只是极为边缘的问题，只要判断案件有可能涉及，也会把成百上千份上市公司公告逐份看完；永远另行准备更适合口头表达的庭审提纲而不是简单复制既有书状，并反复推敲其中的关键表述。

这些投入并非纯粹推流程、完成任务，而是都服务于诉讼目标和指向。虽然最终未必每次都能成功改写判决，却时常能够拓展案件推进的空间。我们曾代理客户就一起案件向某地高院申请再审。比较幸运的是，同期有一起与该案案情高度相似的另案更早申请了再审，且先于本案被高院裁定提审。但这份幸运不久后变成了某种约束：高院随即就该案作出了再审判决，虽然大幅改判并免除了申请方70%的责任，却与我们期待的全部免责仍有距离。另案改判同时，高院裁定指令中院再审我们的案件。案件推进至此，本案最可预见的走向呼之欲出：中院参考上级法院另案的裁判思路再审改判免责70%。或许是因为对此有相同的判断，对方在再审首次开庭时甚至未派代理人出庭。但从我们的角度，依然坚持认为应当全部免责。为此，我们还是跟客户一起，挖掘整理了大量材料，最终提炼出另案判决并未体现的新情况，并作为两案的事实差异提交给了法庭。参考另案判决是本案法官最简单的办案思路，免责70%的结果对客户而言已经是千万量级的全面胜诉。但幸得有相同坚持的客户、有极度较真钻研的承办法官，本案开始悄悄展现出更多的可能性：法官就本案先后组织了三次庭审，充分听取各方意见；第二次庭审开始，对方当事人没有再缺席。最终庭审后，对方当事人主动联系我方当事人寻求和解。然而，结局未遂人意，和解因种种原因未能达成，再审判决拖了很久却仍沿用了高院免责70%的观点。十分遗憾结局没能改写，但在一开始结果便几乎注定的情况下，这份执拗还是争取到了各方对案件的认真对待，甚至将对方重新拉回了谈判桌。事后回想，这其实也已经远远超出了我最初的预期。

五年里的无数相似的经历，也让我越来越理解这种近乎执拗、不计成本的投入。律师无法直接决定案件的结果，能做的无非就是下苦功夫钻牛角尖，把案件一寸一寸向前推进，把风险一个一个解除。

添一把椅子

2024年，律所的三亚团建恰逢超强台风“摩羯”。行政同事精心安排的项目全部被迫取消，在酒店房间打牌成了我们为数不多还可选择的娱乐项目。传统的纸牌游戏总有人数限制，但每天参加游戏的人数既多又不固定。于是，这群日常与规则打交道、也乐于钻研规则的律师开始设计自己的游戏。最初，规则只服务于五六个人；后来，加入的人越来越多，也不断为游戏注入新的智慧。连续几天，大家发现漏洞、补充条件、调整输赢机制，一套规则就在一次次争论、试验和妥协中逐渐成形。到离开三亚前的最后一晚，窗外的台风没有停止，房间里的“同时在线人数”达到顶峰，参与游戏的人数增加到十几人后，这套刚刚成形的规则依然运转正常。

回头看，这套规则一改再改、不断完善，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要让后来加入的人也能坐上牌桌。这种服务于新人融入的规则，并不只发生在游戏里，也在日常工作中。

入职第一天，即便最终是否留用远未可知，我已被带着逐一与当时在办公室的每一个人打招呼，既让刚刚走进陌生环境的我有机会熟悉大家，也让大家知道多了一位共同工作的人。

从实习生阶段起便被要求全流程参与案件，团队总是在确保新人不只是被安置在流程末端完成零散任务，而是从一开始就进入案件的全貌，并逐渐能够理解自己手上的每一项工作将流向哪里、又会怎样影响案件。

团队内部讨论始终坚持从年级最低的成员开始发言。如今再回头看，自己提出的意见难免稚嫩，但我想不起有任何一次的发言曾被打断。相反，大家会顺着我的观点继续追问，既帮我理清思路，也让我提前经受合议庭发问般的检验。

在外述标时，青年律师同样有充分表达的机会。甚至在积累了足够的信任后，很快会被推到“主说”的位置。合伙人坐在旁边有意识地克制表达，只在被需要的时刻接过话头。几年前，一次述标结束后返程的路上，合伙人谈起他们这样安排的考虑：“年轻人就得放心大胆地说，有我们在可以替你们兜底。如果最后兜不住，也不是你们的问题，那说明这个案子原本就不该由我们来做。”这句话我记了很久，它背后是一笔账：与青年律师真正站到台前、获得锻炼的长远价值相比，某一个案件未能成交的成本并非不能承担。这是我第一次具体感受到“基于商业但又不止于商业”的态度，也是第一次意识到，规则制度是如何服务于让更多人坐上牌桌。这并不只是多添一把椅子，更是一种有意识的退后。

走一段路

专注重大疑难案件的商业选择、周围前辈同侪之优秀、工作态度执拗、尽早把年轻人推到台前的培养思路，叠加在一起，虽使青年律师从执业初期便获得了快速成长的机会，但也较早开始直面律师工作真实的压力。回望自己的成长，似乎所有人不约而同都会提到同一个词“如履薄冰”。

幸运的是，与“如履薄冰”同样频繁出现的，还有人与人之间的彼此支撑。压力之下，始终有人陪我一起消化情绪、疏解压力；困难面前，总有人与我共同寻找解法和答案。压力总以相似的面貌出现，但人与人之间的支撑却各有形状：在这个系列已经发出的多篇文章里，这种支撑被我的伙伴们称为“彼此陪伴、照顾和一起成长的默契与感情”“磁场相合与真诚的底色”，也被概括为“温暖与包容、最珍贵的底色。”我觉得他们说得真好，这种支撑感是每个人在这里各自经历过的但难以被同一个词简单概括的丰富情感。

于我而言，成长路上，既有合伙人和带教律师全方位的指引，也有两位“职场发小”的一路并肩，以另一种方式支撑着我的工作与生活。工作中一起讨论，下班后一起解压；遇到问题便相互参谋，有了苦恼也总能找到人聊聊。刚入职不久时，我们三个人约了一顿火锅，律师工作本就携带生活时间不确定的属性，三个律师的不确定性叠加在一起更是呈指数级增长。如此简单的计划一直被突如其来的传票、随时找来的新案件和各种不时之需打乱，饭局约了又推，反反复复不知道拖了几个月。直到大家实在无法接受再次放彼此的鸽子，才决定就在那个周五，无论多晚都要等下去。于是你等我，我等你，原定晚上六点开始的火锅，还是等到夜里十一点才终于开席。

那顿火锅结束后，所有人积压已久的疲惫和压力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得到释放，我们三人一夜没睡，边走边聊，不知不觉从双井一路傻傻走到了天安门，走到天开始发亮、眼前开始发黑。回过神后，意识到不妙，便就近回到了当时还在南湾子的办公室休息。如果没有记错，其中一位进屋后还收到了早起的合伙人发来的微信，甚至又着手处理了一小会儿工作——但真的只是一小会儿，没过多久，三个人便都在工位睡着了。前来打扫的保洁同事误以为我们通宵加班了一夜，关切的问询把我们从睡梦中叫醒。当时我们都没有好意思说出自己刚干完的傻事，只是跟阿姨寒暄。但这种傻劲，今天的我视若珍宝。它让我知道，在这总是应接不暇、时常兵荒马乱、偶尔人仰马翻的争议解决工作中，始终有一群愿意为彼此花时间、花精力的伙伴，彼此支持，相互陪伴。这份羁绊，也成为我们得以长久并肩向前的重要力量来源。

周而复始

自己的小事讲完了，我在写这篇文章时偶然读到一篇旧文，讲到一则十几年前的故事：一群当时初入职场、如今不少已是合伙人的同事，根据当时的合伙人的性格特点、诉讼技能编写了技能卡，在那年的年会上自制了一套专属于这个组织的纸牌游戏，那场牌局成为了当年年会上的经典。十几年后，始于三亚的自制纸牌游戏也成为了律所近两年大小团建中的一个固定项目。相隔十几年，坐在牌桌旁的很多人已经不同，却又在不同的时间里，没有经过约定，做了相似的选择。没有什么郑重其事的交接仪式，但那些早已在这里生根的做事和相处方式，在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的相处中，被不知不觉习得，又被后来的人重新呈现了一遍。

最后的最后，声明两点：第一，前文提到的纸牌游戏均不具有任何赌博性质；第二，前文提到的“傻”，我也不是真的在说任何人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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