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陈樱娥

“离开了，又像从未离开”

搬家以后，我常想起院子里的海棠树。

春天有花，秋天有果。几个人站在树下，原本只是从会议室出来走走，话却仍接着刚才的话：一项交易为什么这样安排，一封函件到底说明了什么，一个看起来顺理成章的解释，换个方向问，是否还站得住。树下的讨论没有固定的开头，也未必有结尾。到了吃饭的时候，问题又跟着人去了食堂。

那时，我并不觉得这些有什么特别。每天走过同样的地方，遇见同样的人，问句听得多了，便以为它们原本就在生活里。

后来，我们离开院子，搬进了写字楼。“皓哥，方便吗，有个问题想请教下。”“嗯嗯，你说。”同样的开头，同样的来者不拒。会议室换了，话还接着往下说，像是从海棠树下走到这里，中间不过吃了一顿饭。

那顿饭吃了很久。久到有人从实习生吃成了带教律师，有人青丝中冒出了几缕白发，有人吃完以后去了另一座城市，再没有回来。但那些问题没有走。它们像块石头，被无数双手反复摩挲，磨出了光泽。每一个走进这扇门的人，都会在某个时刻，被其中一个问题绊住，然后停下来，重新想一遍。

“我会一直一直看”

一娇师姐常问：“这个事情的根在哪？”我们为一件事找到了法律上的名字，她还要问，它是怎样发生的。合同里的安排，怎样落到实际的往来中；一项业务经过哪些环节，受哪些规则约束，又为什么会走到争议发生的这一步。那些已经反复斟酌过的文字，经她一问，便又有了需要往深处看的地方。我好奇地问她：“那你什么时候会决定交出一份文件？”她说：“如果有时间，我会一直一直看。”

每一份文书都有自己的声誉。它会替我们去见素未谋面的法官，也会让我们走近那些被纠纷困住许久的人。

我的第一份律师作业，是一个关于股东出资义务再审案件的评估意见。我写初稿，带教修订，前后七版，另附一份案例检索报告。评估结果并不乐观，最后没有报价，也没有接受委托，那份分析意见却仍完整地交到了当事人手里。

文件交出去以后，带教律师又专门抽出时间，拿着我的初稿，逐字逐句解释那些修改。一个标题为什么这样写，一句话的主语是谁、宾语在哪，为什么要写这句话，它最后要落在哪里，上一段说到这里，下一段怎样接上。写给法官的文字，和写给当事人的文字，又各自需要说清楚什么。我原以为已经结束的作业，在他那里还有许多话要讲。

后来自己写得多了，越发觉得文字有一种近乎残忍的诚实。心里以为已经想明白的事，一落到纸上，缺的那一步便藏不住了。两段话能不能接上，一个案例能不能用在这里，下的判断有没有证据，都要重新想过。

它不让人蒙混过去，所以我们一直改。有时候，索性写好的文件，也放着晾一晾，留到第二天再看。我也经常听到，有人已经说“差不多了”，过一会儿，又发来一句：“等等，我再看一遍。”

于是再看一遍。如果还有时间，就一直一直看。

“还能再做点什么”

整理旧电脑，翻到一张很多年前画的案件工作流程图。刚开始做律师那段时间，很喜欢把事情变成流程。什么阶段做什么，最好都有一套可以依循的章法。

年轻律师最先学会的，也是这些。拿到案子先做大事记，再做法律检索；事实不清楚就列问题清单，证据不够就补充搜集；开庭之前写庭审提纲，庭审以后发工作报告。可具体到了个案，总有一些难处，是事先画好的流程没有写进去的。

我独立主办的第一个案件，是最高法院的一起再审合同纠纷。起初，大家都觉得再审很难。事情发生得太久，当年的经办人早已离开，后来接手的人也道不清前因后果。几千页的文件散落在那里，每一页都是真的，合起来却没有故事。我们只能一点点往回拼。再审申请书递交以后，又申请听证、调查取证，提交补充意见。争取到听证机会，再把数百笔资金往来做成详表和简表。听证时，法官沿着表格向对方发问，许多埋在材料里的事情，就这样被问到了。

后来，案子提审，也改判了。多交的一份意见、多画的一张图，究竟起了多少作用，回头看，仍很难说清。做的时候，只是觉得，有个事实还可以讲得更清楚，有个问题还值得再问一次。那就再试一下。

另一份驳回再审申请的裁定，也一直留在记忆里。那是一起房产合同纠纷，原审没有查明房产能否过户，便以无法过户为前提，把买卖定性为租赁。我们查政策规定，申请政府信息公开，得到的答复是可以过户。带着这些回复，我们向原二审高院申请再审，却很快被驳回，连一次听证的机会也没有。

原来的代理范围只到再审程序，律师工作到这里本可以结束。可那份确认能够过户的回复还在卷宗里，我总觉得事情不该就这样停下。于是向合伙人提出，把代理范围扩大到检察监督。

后来，检察官组织询问，照着我们提供的联系方式向政府机关逐一核实，又主持了几轮调解。几次往返青岛之后，双方终于签订了调解协议，房产也完成了过户。协议签订前一晚，我把第二天的流程在脑子里预演了几遍：对方可能提出什么，怎样回应，协议要备几份，要不要按手印、录像，印泥带了没有。第二天，印泥用上了，录像也录了，协议的份数没有错。

只是预想中的激动或是兴奋没有到来。当天赶回北京，醒来的时候，飞机已经快落地了。

“那些没有人催的事”

案子总是一件接着一件。文件要交，庭要开，当事人的问题要答，日子很容易就这样忙过去。我们也给自己留着一些别的事：内训、课题，还有述职反思。为这些事腾时间，并不容易。可它们一年一年，总还在工作计划里。

第一次主讲团队内训，题目是：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没有被判令承担民事责任，如果认为裁判理由损害了自己的利益，能不能上诉？

我去找相近的裁判，看第三人的诉讼地位，查上诉利益的含义。又翻黄茂荣先生的《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试着弄明白法律解释与法律补充的关系。条文没有明说的地方，还能不能通过解释找到答案？解释走到了哪里，才需要考虑法律补充？一个问题牵出另一个问题，有时查到的材料多了，反而更不敢轻易下结论。会上没有标准答案，大家各自说完理由，散会以后，又各自领回一份作业。后来，那次查找和思考，长成了一篇《如何思考一个无从下手的法律问题》。

课题也是这样一点点长出来的。

起初只是案子里碰到一个问题。为了把眼前的事情弄明白，多查了几份判决。判决看得多了，又发现原先以为只是个案的争议，在别的地方也反复出现。于是慢慢做了《涉土地使用权股权转让研究》，写了《执行异议之诉年度观察》，后来又把更多时间花在公司法上，有了《股权投资退出研究报告》，有了《公司诉讼年鉴》，也有了围绕股东出资、商事侵权这些问题的一次次讨论。

它们和办案不太一样。案子有期限，哪一天交材料，哪一天开庭，都在日历上。课题没有。一本书今天不翻，明天也不会来催；一个问题这周没想明白，下周仍旧在那里。所以这些事情最容易被往后放。可也总有人隔一阵子又想起来：“上次那个问题，好像还没说完。”于是再把书翻开。

述职大概也是这样一件让人期待又惶恐的事。

每年一月和七月，我们会把一直往前赶的日子停一下。平时穿得随意的人，那天也会找出西装坐进会议室。工作回顾、学习成长、发展计划，很多年都是这三个部分。讲这一年做成了什么，也讲在哪里摔过跤；讲一个案子最后有了好结果，也讲哪一次判断得太早；有人说今年重新改了代理大事记的记录方式，也有人把最近的忧虑原原本本写在PPT上。

再往后，还要说下一年。想读什么书，想把哪个问题继续研究下去，想改掉什么毛病，想成为一个怎样的律师。

这些事情，它们大多不急，也很难说做完以后马上会有什么不同。没有法定期限，没有客户催促，有时甚至没人知道你为它花了多少个晚上。可那些当时相信自己能够做到的事，就这样留在日程里。

“当时我们究竟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有些交出去的评估文件，后来就没有下文了。我们当然知道，当事人可能拿着那份详细的分析，再去找别的律师。这样的事也有过。刚入行时，我会替那些文件惋惜，查过的案例，讨论过的问题，改了一遍又一遍的文字，就这样被带走了。

可前辈们仍愿意把意见说得充分，把难处讲得明白。他们相信人的善良底色。一个人第一次拿走方案，第二次、第三次仍没有委托，也许第四次，会想起这些年认真回答过他的人。他们也相信，纸上的方案，还要靠人一步步做下去，同样的思路，交到不同的人手里，会有不同的结果。至于当事人什么时候回来，没有人知道。

也有一些委托接下了，做过许多事，结果仍没能如愿。一个定增保底案件，我们代理了二审和再审，最终没能翻案。收到裁判文书时，我很久没有从那种愧疚里出来，总觉得没有接住当事人的托付。当事人反倒来感谢我们的付出，说认可我们的专业和敬业，末了说：“保持联系。”那句“保持联系”，我一直记着，连同那个没能如愿的结果。

有一阵子案子太多，我交出的一份呈报文件没有达到平时的水准。同事去问合伙人，这种情况怎么办。得到的回答却是：“人就是松弛有度，不能时时刻刻紧绷。”后来自己带新生，遇到不够理想的稿子，也会先问问她最近手里有什么工作，为什么这样处理。如果还有时间，就给一个大纲，让她自己再改；确实来不及，我便接过来改。新生第一次向合伙人汇报，心里紧张，就先把案子讲给我听。我们讨论一遍，再去正式汇报。许多年前，有人肯花时间听我把话说完，陪我把初稿改好；如今，桌子另一边也坐着一个刚开始的年轻人。

还有一年，国庆前，正赶上再审立案安排调整前的最后窗口期。我怕排队立不上，早上五点多，从北三环奔到南五环。到了最高法院，才发现北京、上海的同事也都在那里。各自带着要办的案子，在这个黎明碰到了一起。看着身旁熟悉的人，我当时觉得，别人像是孤军奋战，而我们是“团队作案”。

我身在当时你，幻想的未来里

偶尔也有年轻律师敲开门：“方便吗，有个问题想请教下。”

“嗯嗯，你说。”话又接着往下说。

像很多年前，海棠树下那场讨论，从来没有真正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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